“中国改革开放下半场 倡导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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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增长率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此外，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着效率和代表性的巨大挑战。 根据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高盛集团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的最新预测，金砖国家有望在2035年超过西七的经济总量，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二战以来的巨大变化， 早先流传的发达大国对世界的影响正在大幅下降态势难以逆转，现代世界经济治理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优化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课题。

现代全球经济治理的五个问题

二战期间，由美国主导的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战后的体系。 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两个附件，明确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战后成为世界经济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危机和世界经济停滞等，迫使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西七发展成为世界治理的重要平台，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转型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取得了几十年的稳定较快增长 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减速分化新常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信息表达问题突出，反全球化等现象凸现出世界经济治理的内在挑战。

一是治理机制上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平台。 金融危机前，西方七国集团( g7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 20世纪70年代以来，g7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长期维持在60%以上，曾一度达到70%以上，西七在世界经济管理中具有代表性，具有很高的效率。 但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g7经济总量降至全球的50%左右，不含新兴经济体的七人管理平台面临着代表性不足的巨大挑战，全球事务、 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因此，二十国集团( g20 )取代g7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新的管理平台。 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提倡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使世界经济早日走上恢复增长的道路。 但是，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减速分化，g20相关经济板块政策也分化，宏观协调困难，一些国家的宏观政策负面影响溢出效应问题突出，全球治理平台亟待完善，这是事实

二是执政理念缺乏引领世界开放合作的新思路。 年6月英国举行退出欧盟全民公投，选民选择退出欧盟，年3月29日向欧盟正式提出退出欧盟申请，如果谈判顺利，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日前正式退出欧盟。 英国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和欧盟分家，意味着欧盟一体化的倒退。 欧盟作为全球化的模式，英国脱离欧盟标志着全球化受到挑战。 将来，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后仍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欧盟其他成员国也有可能效仿英国脱离欧盟的诉求，欧盟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受到影响。 对此，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未同步创新调整，一些世界发达大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非但没有提出深化全球化的新思路、新战术，反而打着贸易战的旗号

三是治理模式缺乏促进全球平衡快速发展的制度模式。 二战前，全球失衡的管理问题备受关注，当时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面临着不对称调整的挑战。 知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全球失衡的调整压力一般由赤字国家承担。 因为，盈余国家可以持续积累外部盈余，赤字国家难以持续平衡赤字带来的赤字融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提出改革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推进世界失衡的对称调整。 但是，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重要的顺差国，美国自己也不同意承担调整责任。 因此，在二战后美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考虑处理全球失衡的可持续方案，而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向赤字国家提供赤字融资等方式进行调整，但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失衡问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创新过度，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巨额赤字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应对外部失衡问题的迫切性，以及亟待建立促进全球失衡快速发展的制度模式的事实。

四是执政目标缺乏对人类快速发展愿景的考虑。 现代全球经济管理已形成保障全球经济运行的体系，但从动态的角度没有确立未来全球经济管理的远景目标。 全球经济治理如何基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断解决完善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使人类社会实现什么目标等，都没有在现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得到充分考虑。 21世纪以来，世贸组织谈判停滞，一些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没有通过协调处理，而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国家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 世界各国缺乏一致的愿景，重视短期、不重视长期的问题突出。 全球经济治理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协调各国的快速发展战术，为了增大各国之间的合作热情，全球经济治理很难避免快速明确发展愿景。

五是在执政保障上缺乏可持续、稳定、高效的执政机制。 目前，以美元霸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大支柱为中心的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全球经济由此进入了现代较为规范的管理时代，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暴露了现代管理保障机制的问题。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通胀难题”的考验，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存款发挥作用，面临着全球流动性提供与国际货币存款稳定性维持之间的矛盾，货币存款发行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突出。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危机没有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系统性危机的预警机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开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大量项目巨大融资的诉求，世界贸易组织也无法满足世界各国的客观公正 由此可见，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

共同胜利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因素不断扩大。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上升，2008-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结构加速调整越来越有显著的中国因素。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但仍居世界主要国家之首，中国经济体量有望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 中国持续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世界格局的持续调整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顺应时代的要求，中国越来越重视全球经济管理问题。 近年来，习主席不仅多次主持研讨会讨论地区或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而且非常重视亚太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和g20峰会等区域或全球治理机制 多次在中国主办区域或全球治理会议，习主席多次发表重要演讲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进入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如果说中国首要通过开放改革融入美国二战以后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管理体系，那么第十八次以后，中国开放改革的要点就更加重视参与全球经济管理。 中国从以往的接受规则和体系转向了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体系构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将正式进入下半场。

与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比，中国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方案？ 社会各界的许多专家提出了各种应对全球问题的建议，但这些大多只能算是处方。 处方越来越多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困境，因为方案不仅要关注当前的问题，也要关注长期的挑战。 结合中国这几年推进全球经济管理的实践，可以看出，计划就是合作共赢的中国计划。 共斗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接受年4月20日《学习时报》采访时，就合作共斗的内涵进行了说明。 也就是说，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双赢代替垄断，零和游戏和赢家不再吃那一套。 历史上的先进大国，通常都把自己提出的规则体系强加于人，从这个角度看，合作共赢的执政理念与以前流传下来的执政体系明显不同。

共赢的中国方案不仅成为应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比较有效的手段，而且有可能对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健康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前全球治理最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面临逆行的风险，核心原因是世界快速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无法获益的国家希望诉诸反全球化的手段。 与此相反，如果能够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将能够与开放合作共同受益，世界将更加平衡快速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压力有望缓解。 从治理机制上看，合作共赢强调各种治理机制的对接，通过各机制的互补性来处理单一治理平台的低效或代表性问题。 从执政理念上看，合作共赢通过加强包容性迅速发展，以降低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 从治理模式来看，合作共赢将促进世界各国更加均衡快速发展。 从治理目标来看，合作共赢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构筑各国的共同愿景。 从治理保障方面来看，合作共赢通过共同谈判、共建、共享机制的构建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更有效的协调。

中国已经开始运用合作双赢治理的新思路推进国际开放合作的许多实践。 年以来，中国主导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aiib )，目前aiib已有80个成员，是名副其实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 理论上，aiib的大多数成员可以分享aiib的收益及其金融资源，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本质特征。 此外，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国高铁、核电等特色产业与外部合作，推动东道国基础设施等快速发展，同时推进中国相关公司全球布局，具有合作共赢的重要特征。 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年来推进了“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促进了相关国家在能源、经贸、投资、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为相关国家深化开放合作奠定了基础，为未来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推进全球经济管理体系变革的六个要点

的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方向，但改革长时间、多而杂，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根据各时期的具体情况，稳步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结合当前，中国实现全球经济 因此，目前应着力考虑国际经济开放性、国际金融中性、世界快速发展均衡性、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宏观政策非溢出性、国际治理平台代表性六大要点，这也是合作共赢的基本要求。

首先，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复国际经济的开放性。 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不符合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方向。 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性，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设置违背开放合作的区域性壁垒。 要点应加强国际协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太峰会、g20峰会等区域或治理平台，倡导深化开放合作的政策措施，推进相关国家快速发展战术比较有效的对接。 另外，与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开始考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动向相比，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推进相关国家的信息表达协调，逐渐形成有利于深化开放合作的全球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复国际金融中性。 金融不仅是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 特别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起货币金融资本的跨境大规模流动，潜在影响国际金融的稳定性，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大国实施量化宽松等超常规货币金融政策，由此引发的金融波动不断加剧。 未来要积极推进国际货币金融统治体系的变革，提高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积极倡导建立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中性化，以免对国际金融环境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应该重视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简表等行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复世界快速发展均衡性。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达到更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 但是，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变化，世界经济南北差距没有大幅缩小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快速发展越来越突出，未来应更加重视世界快速发展的均衡性，世界各国人民应通过共享全球化红利，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高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复国际投资的非歧视性。 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各国应重视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全球国际投资秩序尚未形成，各国对外投资合作必须深化，国际投资秩序积极呈现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投资的非歧视性对我国尤为重要。 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占全年gdp的比例只有9%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35%有很大差距，预计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增加3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 在此背景下，应重点考虑近年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探索形成有利于两国快速发展的投资协定，并以此为样本与其他国家展开投资谈判，营造海外投资非歧视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必须重复宏观政策的非溢出性。 国际协调缺失导致的宏观政策外溢性是此次金融危机凸显的重要现象，近年来，imf持续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欧元区等5个系统重要性经济区块宏观政策的负外溢效应进行了深入判断，并提出了宏观政策外溢效应。 各国特别是系统性重要性经济区块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对其他经济区块的负面溢出效应，全球经济治理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

第六，全球经济治理必须是国际治理平台的代表。 经验表明，全球经济管理改革具有诸多复杂性、长时间性，全球经济管理改革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由谁提供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和责任问题，因此， 一方面推进g20治理平台体制建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迫切需要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陈建奇作者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党校国际战术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