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国再用六七年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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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综合来看，再用6、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不太令人担忧了。 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因此，着眼长远，现阶段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构增长动力源，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仍保持强劲快速的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怎么样？ 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较强的增长动力？ 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阻滞的经验，可以得到一点启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阻滞及其快速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先走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领先于世界，其快速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二战后，从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区块的经济区块相继出现。 首先，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小型经济板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腾飞，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相继进入高收入阶段。 接着，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阻滞和南美大陆“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相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年是南美一些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 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度过了二战后南美各国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前后迅速发展的这些经济区块，要么保持着较高的快速发展水平，要么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快速发展的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 总结一下，可以总结出三个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部要素的生产率。 老字号资本主义国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励使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了快速发展的顶点。 虽然之后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多次对外开放。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引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快速发展战术，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乘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实行市场经济。 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转型初期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2000—3000美元，转型后市场经济得以实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展望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快速发展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大收入群体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进行相应的划分和前瞻性预测。 对照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就会发现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 1978—1998年)。 在此期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加到820美元，花了20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到家庭的生产承包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产权明晰到竞争机制的引入，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潜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中等收入阶段( 1999—2009年)。 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的投入不断增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 在这个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将成为重要的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十几倍的投资率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是，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暴露出来。

第三阶段是中等收入阶段(—2023年左右)。 年，我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 然后，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向中高速转移，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常态。 根据中高经济增长率推算，我国走出这个阶段大约需要13年。 中等收入阶段，以前传下来的要素特征逐渐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改革，通过消除生产能力、清除库存、去除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 通过降价、补充短板，提高公司的生产率、投入产出比和竞争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确保经济高增长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2024年左右开始)。 高收入经济阻滞不一定是发达经济阻滞。 成为发达经济阻滞必须满足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点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增长的根本动力。 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55.3%，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创新快速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的快速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拷贝。 这些新理念和新措施既着眼于处理我国当前的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措施，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快速发展战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跨越高收入门槛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如果政治上没有出现颠复性的错误，经济上没有出现毁灭性的打击，制度上没有出现断层性的变动，那么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没有悬念了。 那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完成。

我国在跨越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美国达到5.5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 对我国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走向“中等发达国家”。 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策划“三步走”战术时首次提出的。 用人均平均指标来表示，中进国家相当于约年来韩国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2.7万美元的水平。 如果以中等增长速度消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2.6万—3.0万美元(年价)。 这是我国经济经历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五阶段”，直接关系到第二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 在进入高收入经济阻滞和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上，虽然面临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成功实现目标。 从前面提到的经济阻滞的快速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启示。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展示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中心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中心的增长。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进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看能否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 越是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二，二战后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两个经济区块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落实，这两个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 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个基本经验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一个不可缺少。

第三，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更充分地释放经济潜力，支撑可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 软实力是“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不亚于有形要素，很重要。 提升软实力的道路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第一位的，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件，从现在起应该加倍重视，以此作为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 必须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强于硬实力，强于硬实力。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