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美汇率偏差因美元升值而非人民币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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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共同体推进全球化)

在前几天的全球化高潮中，批评者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 上次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推动的，当然有美国的观念和利益。 今年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按照他的想法退出了美国领导人的全球化，越来越关注国内事务。 全球化正在倒退。 更准确地说应该调整。 这个时候，中国挺身而出，不断重复全球化的方向和倡导。

共同体和社会

这个世界的记述一般采用“国际社会”。 年《中国和平快速发展》白皮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这一表述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常用语之一。 那么，国际社会和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

“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可以参考社会学家的定义。 费尔南德斯·坦尼斯( FerdinandTunnies，1855-1936 ) )在他学术生涯的初期写了《共同体与社会》( 1887年)。 这本书奠定了他社会学大师的地位，生前出现在第8版中，至今仍被广泛阅读。 当时还是社会学迅速发展的初期，他需要定义“社会”，“共同体”是与之对应的另一种人际关系。 尼斯说:“关系本身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有机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机械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 关于社会，“思想上的”不是现实的存在，而应该是思想的虚构。 所谓“机械的”，就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的。 所以，从网球来看，共同体和社会是两个相反的结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学者接受达尔文主义，将国家和文明视为有机体，像生命一样有诞生、成长、老化、死亡，相互为了生存而竞争。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传入中国后，影响了严复、梁启超、鲁迅等至少两代学者。

“共同体”有时翻译成“社区”，不合适，听起来像居委会。 共同体不是严密的政治组织的下层单位，相反由关系密切的人组成。 尼斯说:“所有亲密、秘密、单纯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为在共同体中的生活。 社会是公共性的，是世界的。 人们在共同体中与伙伴一起，从出生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人们进入社会就像进入异国。 ”所以，网球强调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但也有威严的领导人。 这就像中国曾经聚集民族居住的自治乡村。 人们可能出生在共同体，但需要“进入社会”，等待着他们的是“异国”。 毕业前，学校老师警告淘气的学生会有麻烦。 毕业生从共同体进入社会。 社会松散冷漠，缺乏共同体包容。

社会比共同体还大。 尼斯说:“从通常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如教会所愿，存在包括整体在内的共同体。 但是，人类社会被理解为相互独立的个体的纯粹共存。 ”在这里，他把共同体和教堂联系在了一起。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认为自己的价值很普遍，但不现实。

网球说:“共同体旧，社会新。 无论是事实还是名称都是如此。” “共同体”是农村最强大、最具活力的。 “社会”是由像城市生活一样的人的移动而产生的。 因为这是新的、暂时的、表面的。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将新事物和好事等同起来是从欧洲传来的进步思想，缺乏历史根据。

当然，社会学家的概念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观念有差异。 但是，同样的词一定有共同的含义——这就是介绍网球的理由。 国际社会是实际的整体存在，其中，国家之间有各种同盟关系、各种“伙伴关系”，它们实际上是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选择的结果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安全为目的。 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共同体就会陷入危机。 “tpp”之所以在生效前结束，是因为特朗普认为该协议将损害美国的好处。

全球化的倒退

全球化始于500多年前的地理大发现。 之后，出现了世界性的国际社会。 但是，此时的全球化是片面的，它以西方国家的扩大为首要特征。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结束了土地扩张。 二战后，殖民地普遍独立，但美苏两阵营分裂了世界，军事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是世界性的。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转向和开放，率先促进了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冷战后，美国携胜利的余勇，满怀对“历史终结”的希望推进全球化，首要的是投资和贸易的全球化。 世界上只有几个小角落是封闭的。 过去30多年，中国是大规模跨国投资的首要目的地。

目前，全球化正在倒退。 特朗普掀起波澜，但不是创始人。 在他当选之前，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本国收缩。 这些在与国内公司的竞争中没有得到特征。 据英国《经济学家报》报道，过去五年，跨国公司利润减少了25%，投资回报率为20年来最低。

市场因素，加之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经济萧条与利益分配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 原本开放的发达国家想缩小国门，把难民关在门外，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 而且，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政策没有明显变化。 这个事实反证了批评者多年来关于全球化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资本家的利益的论断。

当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也为快速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贡献。 例如生产外包、市场开放、技术转让等。 中国的加工业发展如此迅速，成为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在发达国家，生产海外转移会导致失业，特别是产业工人从市场开放中受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商品。

美国的失业率最近在5%以下，已经达到了充分的就业。 年大选时，特朗普宣布，只有“白痴”会相信政府官方失业率的5%的数字。 他提到另一项统计“u-6失业率”，让非全职员工失业，当时为9.7%。 特朗普在选举中给出的数字接近20%。 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评价一样没有根据。

特朗普威胁着在美国以外投资的跨国公司，要求越来越多的在美国投资的他还提出减税计划，以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特朗普不是疯子。 他的当选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除非有利或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否则美国不愿意担任全球领导职务。 美国将越来越多的观察力放在国内事务上。 这种收缩的趋势出现在8年多前奥巴马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特朗普的移民限制，亨廷顿说:“我们是谁？ ( 2004年)的不安。

新大陆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但现在他们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 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很大，这些新移民很难很好地融入美国。 他们维护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许多拉丁美洲移民。 美国的“熔炉”难以融化移民，有很多非法移民。 所以，特朗普将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筑起壁垒，发布旅行禁令，阻止非法移民和全球化的恐怖分子。

建立共同体后，欧盟已经缩小。 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的原因之一是选民担心中东难民会通过欧洲大陆来到英国。 英国是岛国，容易保护自己的边界，但危险依然存在。 英国公民在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发生了很多，最近的一起是3月23日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的。 根据英国政府掌握的信息，至少有3000名英国公民与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或为同情者。

难民潮和欧盟稍南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虽然好转了，但还没有结束)，迫使欧盟重视内部事务，稳定阵地，维护这个共同体。 与十多年前相比，现在英国的欧盟很少了。 当时欧盟向东扩张，大量东欧人涌入西欧，但没有发生像现在这样的恐慌。 因为当时没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伴。

经济全球化，价值必须全球化。 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经济全球化就不可能走得很远。 这个论断已经成为现实。 熔炉失效是其小原因之一，更严重的是“文明冲突”。 这个概念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的。 但是，他正在扩大化。 文明冲突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是世界性的。 这两个一神教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 儒家文明、佛教文明没有卷入“文明冲突”的能力。 作为文明，他们也缺乏反对冲突和战争，动员群众对抗的精神资源。

文明的冲突已经在欧洲登上了大厅。 欧洲大陆有许多伊斯兰移民，在法国约占人口的10%，主要来自法国前殖民地。 德国有400万土耳其人，德国国内有700多个土耳其政府管理的清真寺。 他们在二战后来到德国。 但是两国有着更长的合作关系。 19世纪末，德国计划建设从德国经土耳其至中东的柏林-巴格达铁路，以获取中东资源，打破德国可能被英国海军封锁的态势。 这个铁路计划恶化了英德关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之一，因战争爆发而中止。

目前，难民和恐怖分子已经部分全球化。 进入欧洲的中东难民大部分经由土耳其，是否要阻止欧洲的难民潮成为了土耳其的外交牌。 年7月政变未遂以来，土耳其和欧美的关系紧张。 土耳其高官为了4月进行的改宪公投去了德国、荷兰等地，向当地华侨募集选票，从而止步。 全民公决的首要副本是为总统扩大权力，而由凯末尔确立的这个世俗国家变得更加宗教化。

全球化从欧美倒退，在东亚也陷入困境。 中、日、韩经济合作困难，原议程受阻，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 钓鱼岛、慰安妇、萨德犯规系统等问题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后遗症。 在韩国部署THAAD是美国利用朝鲜核武的机会打入东亚的楔子。 而且在日本也掀起了引进THAAD的呼声。

共同体和全球化

区域化比全球化快。 在部落时代，商业已经地域化了。 国家从形成之初就相互联系，成为战争中的敌人和同盟国。

19世纪，没有其他国家有绝对特征。 因为那个造就了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组合。 有些学者指出，冷战刚结束时，没有领袖和霸主的世界就像19世纪的欧洲。 当然，21世纪的“国际社会”更大，更复杂。 美国目前最大的特点是军事，其次是创新能力。 这是美国必须极力维持的。

安全问题已经全球化，大部分国家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伊斯兰国，特朗普的角度强硬。

特朗普希望盟国越来越分担军费，以减少美国的支出，但不要出让美国的领导权。 北约要求成员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28个国家中，只有美、英等5个国家达到或超过这个标准。 特朗普批评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军费增加的保守态度。 这是同盟国之间的批评。 同盟国可以通过增加军费减轻美国的负担，其他国家不能这样做，将被视为威胁。

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对俄罗斯保持警惕，但非亲俄特朗普很快就能改变。 上周，北约联军总司令(美国将军)要求美国向欧洲增派装甲师和炮兵以对抗俄罗斯。 美国目前在欧洲驻扎着6.2万军队。 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地方武装力量，使欧洲各国，特别是前苏联阵营的国家感到了威胁。

过于庞大和松散的全球化需要区域化的支持。 在全球化倒退之际，区域化必须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机会。 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区域化也在后退，例如英国退出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受到质疑。 这种现象可能是暂时的，但区域化进程可能很快就会赶上。

欧盟脱离后的英国不会孤立在欧洲之外。 一个提案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的联盟( canzuk )。 这四个国家可以说英语，建立比欧盟更亲密的共同体，但缺点只是在地理上分散。 温斯顿·丘吉尔设想这样的同盟，是与美国、“欧洲各国”共同组成西方联盟的三个独立集团。 美国没有考虑。 这个英语国家在制度上和英国有点不同。 英美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了情报合作。 为了改变英美在这个机构内的不平衡，英国于1948年拉入澳大利亚、新、加三国。 这就是“5眼”情报机关，延续至今，成为五国紧密合作的标志之一。

如果美国减少全球存在，海外行动更有选择性，一点点的国家就会捡空缺，更积极地寻求地区权力。 土耳其长期以来在申请加入欧盟方面受挫未果。 这个北约成员国曾经企图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防空导弹系统，显然是离心之心。 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孑遗近年来活跃在邻国叙利亚。

这个世界需要全球化和同盟，也就是国际社会和其中的共同体。 当今世界，大国的作用在减弱，结果肯定越来越无序。 由于缺乏领导能力，全球化将继续呈弱趋势。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加入和构建共同体，符合中国的利益。 全球化必须以区域化为基础。 中日韩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中国需要指导和推进东亚地区化，中国维护东亚安全，建设由东亚各国组成的共同体。

在国际政治中，“共同体”和“社会”不是时间上的前后关系，而是大小的不同。 国际社会的接近是整体。 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中，其形式多种多样，不一定是全面的同盟，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好处、观念和价值的不一致。 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多共同的好处，不仅可以建立战术伙伴关系，还可以在贸易、投资、反恐、防止核扩散等具体事务上建立行动共同体。

危机和机遇

全球化仍然有着内在的推动力。 20世纪，许多帝国解体，其中俄罗斯两次，国家数量更多，国内资源和市场随着面积和人口的减少而缩小。 因此，各国有必要参加经济全球化。 此外，各国面临的许多挑战是全球范围的，如气候、核武、恐怖主义等，还有难民、空气体污染等至少是区域性的。 所有这些都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能够妥善应对。

前几天，中文的“危机”经常被解释为危险和机会的组合。 这完全是误读。 其实，“机械”就是变化的枢机主教，有“触发”的意思。 危机是触发危险的重要时间段，这个时候太晚了，所以机会很小。 危机之外的机遇包括不使用或可以减少可预见的危机。

特朗普在选举中严厉批评中国，上任以来国内麻烦不断。 tpp，奥巴马医疗被废除了，他的政治资源也被消耗了。 即使法官的任命、旅行禁令、新的医疗方案遭到抵制，他下一个中心的减税计划也不会顺利。

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进口总量比中国略高。 3月28日，特朗普签署“能源独立”行政令，推翻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使煤炭重新生效。 这又是一项受到广泛批评的政令。

美国反对派谴责特朗普是俄罗斯行人，关于他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3月29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短文“特朗普是中国特工”。 标题是个笑话，但也表示作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让中国受益。

在选举中，特朗普对中国的兴趣集中在经济行业:贸易逆差、汇率。

为了处理贸易赤字问题，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总统令，一项要求查明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的原因。 另一个计划是对目标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征收制裁性关税，有可能达到45%。 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年度贸易壁垒报告，涉及63个国家，其中批评中国出口扭曲了世界市场。 但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说:“让我们不要成为有关中国的信息。” 纳瓦罗曾是中国对外贸易最激烈的批评者。

美国是支出大国，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41年。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美国的年货和服务逆差为5023亿美元，中国占69%，其次是欧盟，占29%。 如果不把欧盟变成单独的贸易体，日本就会超过德国，排在中国之后。 特朗普在政令中没有把中国变成“汇率操纵国”。 就像他曾经威胁过的那样。 其实，汇率偏差的首要原因是美元升值(包括对欧元)，并不是人民币被低估了。

总之，特朗普正在学习国际关系。 他似乎已经知道他不能如愿，但他的基本想法没有改变。 当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 美国积极退出全球领导人的角色，减少了中美冲突的可能性。 “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思是不让现有大国和新进大国之间发生冲突。 其实，如果用商业增长取代土地扩张，这种冲突本来就不会发生得比较有效。 “大国”是一个有点古老的概念。 中国必须防止超出实力的国际行动。 国内民生才是第一要务。

(作者是国际问题专家，《地缘大战术》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