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一轮开放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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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开放力度比预想制造业的开放重新开始

我国新的开放准备工作已经做好

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以开放促进改革，促进快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行业开始突破难关，“啃硬骨头”困难重重，需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将改革推进到更深的水平。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国的对外开放将揭开新的篇章。

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将寻求更有力的突破，使放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的重要措施切实落地。 另一方面，制造业开放力度加大，汽车领域放宽外资管制迫在眉睫，相关措施也将于年内落地。 另外还采取了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口等开放措施。

金融业的开放力度比预想的要高

确定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大幅开放金融业已成为本轮对外开放的一大亮点。 博鳌亚洲论坛确定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其中包括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外资股比例限制的重要措施落地，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领域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扩大中外金融市场合作行业等文案。

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货币政策正常化”分科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总裁易纲公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易纲还表示，目前上海伦通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并以年内开通为目标。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金融业开放力度远远超出预期，意味着未来5年将基本全线放开金融市场投资限制。 这些措施揭开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标志着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深水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熊园向记者表示，此次金融业大幅度开放传播了两个信号。 一是大国信心，我国有信心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开放尺度。 二是我国希望通过逼迫开放改革来弥补我国金融业的弱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认为，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控股公司开放带来的“鲶鱼效应”将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创新。 “金融业的扩大开放有三个意义。 一是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引进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加速金融领域的洗牌，从结构上改善中国金融业的效率。 二是有助于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更有效的投资。 三、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和金融服务顾客的诉求。 ”

王燕武认为，金融业大幅扩大开放后，将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满足金融机构的资金诉求，降低债务杠杆，改善经营管理能力，促进领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并且促进金融业对外业务的增长，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惠及其他领域外资的引进和利用。

金融业的扩大开放会对国内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吗？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回答说，我们有信心不受冲击。 “我国的金融体系前所未有，许多金融机构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当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海外机构金融创新的水平、能力、风险控制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也指出，此次金融业大幅开放，有可能给金融领域带来一定的外部竞争挑战，但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仍然很强，因此中国将通过服务业开放创造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也带动我们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专家也指出，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认为，金融对外开放，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走得稳”，要把握金融业开放的步伐和力量，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王志刚也指出，要把握开放的节奏和路径，把握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能力的平衡。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必须进行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 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要加快内部改革，全面提高消化风险的能力。 未来金融开放的道路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改革步伐，需要统一思考，积极稳妥地推进。 ”

例如，金融研究院执行总裁朱振鑫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开放力度逐渐加大，有望提高外汇灵活性，吸引跨境资本有序流动等，但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循序渐进 徐洪才也告诉记者，金融业开放是阶段性实施，下一步将继续制定和制定具体的开放细则。

易纲回答了金融业开放是否会受到冲击的问题，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营，平等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 相信几年后，中国市场将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变好，金融安全度也会加强。

制造业开放后出发

汽车的股票比放手还近

与开放落后的服务业相比，我国制造业开放时间早、程度高，目前基本开放，限制保存的首要领域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领域。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了确定的信号:这些领域已经具备开放的基础，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领域的外资限制。 今年的政府实务报告也确定了全面开放常规制造业。

以汽车行业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自主企业品牌汽车的快速发展，采用了“市场交换技术”的构想，外资汽车制造商在国内各地开花结果，国内汽车企业大多选择了中外合资的道路。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支出国，新能源车发展也很快。 据统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3%。

我国汽车外资股比最高50%以下的限制，来源于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的“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公司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的规定。 同时规定“外国公司同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设立两家以上的合资合作公司”。 2004年版、2009年版的汽车产业政策中也延续了这两个限定政策。

近年来，包括汽车等制造业在内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向已经确定，此前在国家一级进行了多次部署，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也已经着手论证研究。 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配置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政策也已经放松。 年6月，发表了完整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意见，开放外商设立合资纯电动汽车生产公司可以不受两个数量的限制。 随后，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到年6月为止，将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专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验。

外经贸大学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外资开放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和本土公司的快速发展，目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汽车市场成熟度和国内公司竞争力大幅提高。 到了这个阶段，保存外资股比限制意义不大，放开股对中国汽车工业没有很大威胁，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吉利收购了沃尔沃

朱振鑫向记者指出，从实践看，我国自主汽车公司发展迅速的是民营公司，如吉利、长城、比亚迪等，在与外资汽车企业的直接竞争中不断进步。 放开股比限制，对国内汽车企业来说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提高规模、效率、技术的良药。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也向记者指出，长期以来，充分的良性竞争有利于技术的扩散和吸收，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我国自主企业品牌的健康快速发展。

全面开放是指一下子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吗？ 开放式路径应该怎么设计？ 对此，有专家认为，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率先探索等，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有些专家说可以根据不同领域的情况进行推广。 对于是否有必要以开放度来区分新能源车和以前传过来的汽车，专家也持有不同的意见。

苏剑表示，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水平和汽车业快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选择放开股比限制可能会带来较大冲击。 可以选择先试点后宣传的渠道，以边学习经验边开放的形式，根据地区不同适当放开股比限制，将负面影响最小化。 另外，有必要区分一直以来流传的汽车行业和新能源汽车。 由于新能源汽车是新兴领域，我国新能源汽车与国外同领域相比，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 因此，冲击可能比以前传到汽车行业的小，开放速度快。

屠新泉认为，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汽车行业已经成熟，新能源汽车也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公司应该有信心和能力与外资公司展开公平的竞争。 除此之外，新能源不仅涉及产业问题，还涉及环境保护问题，新能源行业的开放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朱振鑫也认为，汽车股比开放先试行后宣传必要性不大，可以直接宣传。 分析表明，现阶段汽车股比开放对之前流传下来的燃油车合资企业影响不大，经过多年的竞争，中外汽车企业市场占有率比较稳定，但在新能源方面可能有较大变化。 掌握特斯拉等核心技术的海外汽车企业，由于担心技术流失，一直以独资的方式对外投资，股比限制阻碍了在中国的投资，一旦股比开放，特斯拉有望尽快在中国投资工厂。 “尽管如此，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区分新能源汽车和以前流传下来的汽车，但可以为新能源设立一定的筛选标准，切实保障高质量的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

总体来说，“全面开放常规制造业，与我国制造业整体快速发展态势和国际环境的高度关联同时一致，也出现了我们加强实体经济、稳定制造业、推进常规制造业升级的确定趋势。 》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经过长时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的产业配套功能非常完善。 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另外在新的工业化革命过程中也有快速发展的机遇。 更多的中国制造业公司谋求利用全球资源，包括与外资进行比较有效的合作，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高，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改善投资环境

出现新的负面清单

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世行报告称，中国的经营者便利性在过去5年中上升了18位，年中国吸收外资额超过13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商务部表示，过去5年，中国修订了两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限制措施减少65%，只剩下63条。 其中，限制类项目为35条，禁止类项目只有28条。 我国相继设立的11个自贸试验区，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经过三次调整，最新负面清单相关限制措施与首发清单相比减少一半。 目前，外国投资者特别关注的信用调查与评级服务、会计、审计、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全面对外开放。 针对金融、新能源汽车、加油站等12个行业，也公布了开放路线图。

业界期待着在以服务业开放为着力点的新一轮开放中，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将率先进行金融业开放的“风险测试”，继续担任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等，率先探索新的开放行业。 自贸港将成为继自贸试验区之后，我国开放水平更高、商业环境更优越、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这将对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创新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将按照中央经济实务会议和政府实务报告的要求，落实建设国际一流经营者环境、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措施。 构建开放平台，提高各类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水平，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东艳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博鳌亚洲论坛确定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上半年公布等时间表，表明了我们开放的决心。 负面清单是投资管理体制的一种方法，体现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诚意，为投资者创造了更确定的期望和更好的法律法规环境。 以前自贸试验区已经发布了一些负面清单，事实上，清单的长度在不断缩小，这体现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大。

王燕武指出，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的转变，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这有助于促进专利研发投资，推动创新活动快速发展，实现内生自我增长的技术进步，也有助于缓解国际舆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压力，消除外来投资者的担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他认为，当前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核心和关键是:第一，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行业的限制，全面实施国民待遇，不排斥外资，内外资平等一致。 二是做好外资合法利益保护工作，鼓励再投资利用，但要不阻止利益回流，外商有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还需要作出相应安排。

王志刚也向记者表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提升外资经营者的环境。 一是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质量。 二是加快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在市场准入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则、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方面，必须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进行制度和政策设计。 三是抓好监管。 开放并不意味着对外资没有监管，必要的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要充分考虑外资公司和领域的优势，实现精准监管。 (记者孙韶华班娟娟实习生左翰嫃) ) )。